摘要：试点作为长期贯穿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持续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探索型高职教育试点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拓宽格局；测试型高职教育试点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指明方向；示范型高职教育试点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提供标杆。虽然高职教育试点工作的初衷均指向由“点”及“面”、推广经验，但试点过程中存在“利用”试点和“放弃”试点的行动选择和“点还是点”的实践结果，将造成高职教育试点工作的失败。因而，有必要通过探索和测试总结高职教育试点的成败得失，以发展眼光遴选“示范型试点”，并对高职教育试点的运行经验进行研究。

　　关键词：试点；试验区；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现代学徒制；1+X证书

　　作者简介：芦艳（1992—），女，湖南娄底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文章来源：《职教论坛》2021年第11期6-12页

　　在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界，各类试点越来越多。其中，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在其中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不论是我国高职院校的初创，亦或是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的发展，试点均在其中起着显著作用。从近几十年我国高职教育推进过程中试点所穿插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离开试点，几乎无法谈论新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进程。的确，首批建立的高职院校试点、五年制高职试点、现代学徒制试点、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高职单招”试点、1+X证书制度试点等无一不向我们展现着高职教育发展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试点。由此可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堪称高等职业教育的试点史。

　　在以往的研究中，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们首先对试点这一话题展现出兴趣。吴幼喜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采取的“先试点后推广”这一方法是中国渐进式发展模式能够形成的一个支撑点。韩博天指出，“政策试点”是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且，这种“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周望梳理我国政策试点的历史脉络、基本类型、运行过程、作用机制、实然效应及其逻辑归宿与演变。梅赐琪等研究者分析政治因素对试点内容和试点推广的影响。这些研究旨在通过对试点的宏观研究，归类出我国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并且尝试构建我国试点研究的理论性框架。之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对试点问题进行相关讨论。

　　高等职业教育试点一出现，便成为职教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在早期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从微观层面探讨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发展进程，多表现为对某一个具体的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实施现状、问题与改进策略进行研究，如对“双元制”试点、“高职单招”试点、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现代学徒制试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试点、职教本科试点、现代职教体系试点和1+X证书制度试点等一系列试点进行讨论。郭文富和马树超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先试点再推广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职教发展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试点这一手段被广泛运用于我国高职教育领域，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从贯穿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试点这一切入点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分析试点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究竟产生过何种影响，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与过去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审视我国所有高等职业教育试点，而非仅仅就某一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内的试点进行讨论。

　　有必要阐明的是，在学界“试点”这一概念常常与“政策试点”“政策试验”“试验区”联系在一起。这几个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事实上，试点研究领域的重要着墨者周望也曾对这两个概念有过不同的看法。在其论文《“政策试验”解析:基本类型、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中，他认为“试点仅是政策试验的一种类型”；而在其著作《中国“政策试点”研究》中，周望则持另一种观点，他论述道：“政策试点”与“政策试验”紧密相关，并且两者在内涵及外延上是一种近乎等值的关系。因此，他会在需要时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郑剑等人与周望所持的第一种观点相同，即认为“试点本身是重要的政策试验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刘然认为：首先，“政策试验”与“政策试点”均指代同一意象。在现实中，并不能找到一项并不能归类入“政策试点”的“政策试验”，也找不到一项不能归类入“政策试验”的“政策试点”。换言之，即便是“政策试验”也只能是在一个相对意义上的较小单位或地区试验，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点”上进行试验。其次，无论是在政策话语还是日常生活中，“试点”都已成为习惯性用语，而其指代的意义通常也与“政策试点”一致，即“试点”是政府通过发布政策，引导和鼓励一部分地区或主体实施某项方案的行为。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避免研究概念指代不明，我们在讨论试点这一研究主题时，本质上与“政策试点”和“政策试验”并不做区分，而试验区就是试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望系统地将所有政策试点归纳为两大类：试点项目以及试验区。试点项目包括探索型试点、测试型试点和示范型试点。探索型试点是指在某一新的开拓性改革领域内，为从改革实践中探索得出较为可行的全新政策方案设计而开展的试点工作。测试型试点是指在全国推行某项制度之前，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该政策方案，而将其放置于个别地区或部门实施，观察制度实际运行效果的一种试点类型。示范型试点是指为推动某项新制度、新政策的实施，选择部分地区或部门按照较高标准率先执行这些制度，实现既定政策目标，以对新政策的实施方法、现实成效，尤其是积极意义上的效果进行具体的展示。从逻辑顺序上看，就进行时间而言，示范型试点肯定位于前两种试点之后，它构成了试点工作的最后环节。试验区是一种侧重于空间维度的试点类型，是一系列试点项目在一定区域内的集合和组合。周望侧重于从试点内容和实施时间顺序上对试点分类。就高职教育发展而言，无论是试点项目还是试验区、中央政府牵头的试点还是地方政府牵头的试点，都存在探索性、测试性和示范性等功能。因而，在对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归类中，笔者并不打算将试点中的试点项目和试验区进行分离，而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也不打算将这两个分析框架相互割裂，而认为他们互相补充。在借鉴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从试点内容维度来总结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类型（如表1所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包括但不限于表1中所涵盖的试点，因篇幅所限，所以只列出其中部分试点。

表1 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类型

尽管试点促成了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但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在选点和造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虞现象，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职教育发展中的“利用”试点现象

　　试点在背负改革风险的同时，也能优先获得改革契机和红利。因此，各方机构为了获得相应的利益，将可能争相“造点”以获取相关利益需求。这可能会在两个方面催生腐败：一是面对巨大的试点利益回报，许多地方和行业一旦披着试点的外衣向上“争帽子、争政策、要资金、搞项目”，试点就会沦为争名夺利的工具，以试点促改革的目标最终将流于空谈。二是试点的巨大利差也会被一些投机者看到，如此就会出现腐败裹挟试点的风险。腐败问题的发生不仅会抵消试点带来的民生福祉，还可能冲垮国家的战略部署，导致贻误改革时机和进程。以“高职单招”试点为例，该试点最初的政策目标是让办学信誉较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享受“特权”，招录到更具职业潜质的学生,以激励其继续做好表率，并促进一般院校向其看齐并提高办学质量。2010年和2011年间，仅有200多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可以参与申报试点。最近几年，这一“特权”逐步被赋予大多数高职院校，尤其是招生困难的高职院校。最终，越来越多的高职学校争相扯起“自主招生”的大旗，“走村串户”地干起抢生源的活儿，直至因恶性、无序竞争而形成生源买卖，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生均2000元、校均2000名学生计算，全国1300多所高职院校由此造成的浪费显然非常惊人。有考生在报名多次均未成功、考试时系统崩溃、考后查不到成绩、成绩没出来却收到了几所高职院校的录取短信的情况。有专家指出，有些地方“高职单招”成了“放水的考试，混乱的招生”。“高职单招”试点高校招生过于自主、监管不力，且部分高职院校利用该试点谋私利，由此产生混乱无序的赤裸买卖现象。再如，职业教育证书试点原本是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并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化。这一制度的实施推广虽然取得很大实效，但也存在被滥用和异化的现象。有报道指出，一些地方、部门和行业自行设立大量职业资格，这导致职业资格种类繁多、交叉重复现象严重，证书太多、考试太滥的问题非常突出。此外，一些职业资格证书“含金量”较低，参加培训和鉴定的人员支付费用取得证书却没有实际效用，导致学生学习负担较重。

（二）高职教育发展中的“放弃”试点现象

　　“放弃试点”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等职业院校，一类是企业和行业组织。通常，“放弃试点”是各主体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就现代学徒制试点而言，其试点单位是教育部按照“自愿申报、省级推荐、部级评议”的工作程序而确立。目前，我国一共发布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第一、二、三批分别有165、203、194个。第一、二、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中，企业占比分别为12.7%、0.44%、0.41%，呈逐次递减趋势。在教育部三批次现代学徒制试点中，行业试点总计只占3%，第一批试点的10家行业协会仅有2家通过验收。根据教育部第一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年度检查，在163个试点单位中70个试点单位实际投入资金少于计划投入资金的一半，有2家完全未投入资金。此外，笔者曾于2019年12月1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对某高职院校服装学院的教师就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践情况进行访谈。该学院教师指出，尽管现代学徒制试点给予学校和企业进行交流和共同育人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却停留在表面——该学院学生仅仅有机会在该企业实习，但绝大部分学生无法拥有留在该企业工作的机会。王国光和殷新红分析现代学徒制中，企业并不积极的原因在于企业处于利少一方且处于低权状态。因此，在缺乏校企合作文化传统背景的情况下，即便有相应的正式制度，行业企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沿着传统的既定方向发展而不是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目前，现代学徒制试点“主动搜寻企业”是当前职业院校获得合作企业信息的主要途径，政府和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信息沟通上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即便是存在着“现代学徒制”试点这样愿意吸纳企业参与的高等职业教育试点，但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一来，虽然最初试图通过试点获得经验推广，但由于试点推进并未成功，因而形成了“放弃试点”的结果。

　　尽管在试点初期有诸多理想目标，但某些高等职业教育的试点结果却不容乐观。有的试点可能在推行过程中就逐渐被淘汰；而有的试点推行多年，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却难以进行大面积推广、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国家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参与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工程的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相关专业，要从2004年入学的新生开始，实施两年制试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应积极组织开展高等职业教育两年制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但后期，两年制高职试点由于实施成效不佳，被逐渐取消。到如今，高等职业院校的两年制试点已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高职教育混合所有制试点开始推行。据相关资料显示，有的地区在“探索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法人产权制度，引导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境内外非公有资本等与职业院校双向进入、相互融合，整合汇聚优质资源，以混合所有制等形式明确职业院校法人财产权”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不过，就实地访谈来说，“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实施路径课题组”2021年4月13日在江苏省南通市对有关高职院校校长进行了访谈，某高职院校校长反映：高等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行不通，因为实施中存在资产认证问题。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员反对此项政策，认为这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跟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试点工作在近四十年来持续推动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能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影子。不过，虽然试点工作具有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作用，但任何事情均有两面性，我们也应做好高职教育试点可能失败的准备。在推动高职教育试点运行过程中，不仅需要遵循政策推广的初心，也需要对政策进行创新，及时弥补政策制定时因缺乏实践经验而产生的短板。

（一）善于通过探索和测试总结高职教育试点的成败得失

　　就高职教育的“探索型试点”和“测试型试点”而言，“点”的早期失败反而能够提前预测未来“面”的全面崩溃，这恰好体现了试点工作的预警作用。不过，评测试点的成败与否，并不能靠短暂的时间周期来证明。否则，即便试点工作通过“运动式治理、行政化运作”等手段达成了试点成功的实然效果,但也将致使试点工作走向“当转型发展需要各种资源支持, 示范经验岂好复制”的现实困境，难以达成真正由点及面的经验总结。

在评测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时，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已经成为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的“点”；二是努力成为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的“点”。“示范型试点”中的“点”如果数十年停滞不前，丧失其先发优势，它将不再具有示范的价值；努力成为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的“点”如果发展卓然，领先业内，它也应当起示范作用。在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的遴选和甄别时，不仅应当纳入具有多年发展优质经验的示范型试点，也应考虑纳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具有特色的试点。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高职教育“示范型试点”分为两类进行遴选：一类为“高水平示范型试点”单位；一类为“特色性示范型试点”单位。

从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现实发展可以看出，试点工作的运行效果不仅受政策文本、试点主体影响，更受实际运行方式的影响。因而，在试点工作执行过程中，应当适当规制权力下放，并设置相关监管机构，以避免试点主体“利用”试点进行非正当谋利行为。针对部分“放弃”试点的行为而言，应当及时对该现象进行归因。了解为何在获得巨大红利背景下，部分试点主体仍然会存在“放弃”试点的行为。究竟是试点本身存在的设置误区，还是试点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导致其放弃试点。对于“点还是点”的试点瓶颈现象，试点主体和职教研究者们也应当给予关注。针对设置十余年、获得多方支持，但仍未实现经验推广的试点，研究者也应对其进行研究，找出其发展受困的缘由。以2010年设置于四川省德阳的全国唯一一家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例，该试点在近十年来有何经验？存在哪些试点困境？为何暂未获得经验推广？为何该试验区下重点发展的四川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在2020年并未入围“第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的学者们进一步关注的问题。